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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园后人谈何世桢被冠"汉奸"始末 国民政府称有隐情

日期:2012年12月17日 11:40

       何园这座园林在中国园林界的地位,以及显赫的家族史,并不需要多言。在名人辈出的何家后代中,园主何芷舠第三代孙何世桢因在抗战期间的特殊经历,曾被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公布为第三批通缉的9名汉奸之一。
       虽然此事最终得以澄清,且1979年“文革”结束后何世桢被彻底平反,但时至今日,一些网站仍不加说明地引用当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的汉奸通缉令,令何世桢声誉受损。
       昨天,何园主人何芷舠第四代曾孙、原江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何祚宏给本报发来邮件,一篇由他以及何世祯二女婿归顺康共同署名的5000余字文章,详细、审慎地介绍了何世桢从大学毕业到被称为“汉奸”始末。
       何祚宏表示,他们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一是对仍然持何世桢“汉奸”说的观点予以驳斥,二来希望有关网站予以注明澄清,还原历史真相。
       孙中山亲自介绍秘密加入国民党
       1918年,23岁的何世桢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之后又到上海东吴大学读法律系。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何世桢是组织上海学生响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上海学联评议长,得以认识和追随孙中山,经常聆听先生教诲。由于学习、工作 繁忙,晚上疲倦时,何世桢常瞌睡在孙中山家中沙发上,孙中山深为爱惜,将毛毯盖他身上。同年,由孙中山亲自介绍秘密加入国民党。
       1922年,何世桢和胞弟何世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系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吴大学执教法律、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英文系主 任,并经常执行孙中山亲自交付的任务,还担任孙中山的法律顾问。孙中山有很多日本朋友,有些关系就由何世桢代表孙中山和日本友人保持联系,其中不乏日本政 界要人。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由孙中山亲自圈定何世桢为上海三名代表之一。大会期间,何世桢与毛泽东、李大钊、廖仲恺等人担任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
       1924年11月,孙中山由广州北上去北平,途经上海时,专门约见上海的国民党青年党员,再次详细阐述了他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要 求青年党员转变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在与何世桢谈话中,孙中山推心置腹地对何世桢的政治道途寄予厚望,对何世桢已开办的私立持志大学表示赞赏与鼓励,这也是 孙中山生前最后一次对追随自己的何世桢当面亲切教诲。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暴力屠杀共产党人时,何世桢先后协助瞿秋白、恽代英出逃;1928年任上海市租界临时法院兼上诉院院长时,顶住蒋介石高 压,释放了27名“共产党嫌犯”;抗战期间,何世桢与共产党人的生死联系,用行动证实了自己忠实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后,多次拉拢何世桢均遭拒。此时,何世桢与许崇智、陈中孚一起,受命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利用孙中山与日本政界元老的旧识关系,搜集日伪内部机密情报,包括战争与战事动态情报和日方对华政治动向。
       国民政府称其“汉奸”有隐情
       1939年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第三批通缉九名汉奸的一份名单,分别是褚民谊、陈群、缪斌、梅思平、何世桢、高宗武、丁默村、林柏生、李圣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群先期畏罪自杀,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村、林柏生先后被国民党政府执行枪决,李圣五也因汉奸罪被捕,高宗武因揭露了“汪日密约”罪行并公诸报端其后被取消汉奸通缉令。
       而何世桢在抗战胜利时,重庆还委派其为接收大员安居上海,1947年还被推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次年的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是统战对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何世桢被列入这份名单,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其中确有一段隐秘、曲折的经历。
       1939年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汪精卫曾力邀何世桢参加大会并作为主席团成员。何世桢拒绝后,汪精卫仍在会上将何世桢列入中央委员名单并在报 纸上公布。其时,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秘密派出的视察员周尚,在上海已然对何世桢拒绝与汪精卫合作、以及持志大学抗命拒绝“登记”的前后非常清楚, 拟出电报稿给重庆陈立夫报告实情,却因译电员叛变而电报未发出,致使重庆方面听信伪报,误认为何世桢已与汪伪合作,而发出了那份包含何世桢在内的汉奸通缉 令。
       后来,周尚回到重庆,见到陈立夫时才知道在上海发的密电重庆未收到。但此事纯属绝密,又不能公开澄清,便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居正、于右任、王宠惠三人联合手 书密交何世桢,声称开除党籍、通缉纯属误会,要求他以此麻痹日伪,并希望何世桢去日本开展工作,希望能通过日本政界元老施加影响实现米内内阁下台、摆脱汪 精卫而按重庆的条件和谈这些目标。
       何世桢此时以国事为重,决心大义报国,忍辱负重,和陈中孚二人冒险赴日,利用旧识关系,接触政坛元老,挑动倒阁,拒绝援汪。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何世桢在中共地下党员持志大学学生徐明诚劝导下,原本坚决反蒋的态度有所变化,一切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为重。据原蒋介石侍从室陈布 雷部下主管情报工作的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披露:蒋介石通过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转达,希望何世桢基于爱国大义精神,在上海充分利用孙中 山先生在日本政界重要人物的旧关系,设法打入日伪内部,成为埋伏在上海的一条内线。
       对此,何世桢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此真正成为“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而且是国民党最高层次的谍报工作者。
       率先获取日军太平洋战争计划
       1941年下半年,何世桢从日本政界元老处获悉,日本高层已决定日军“南进”方针(与美军开战)的绝密情报,其时恰与重庆联系的电报渠道中断,何世桢将情 报通过徐明诚代送重庆,后转发至美国军部。当美国军部转至太平洋海军时,海军却不以为然,当年冬天,“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打响。
       何世桢秉着国共联合抗日的宗旨,不仅为国民党抗战工作,也为共产党抗战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元老王宠惠来何世桢家居住十余天,劝何赴台,被何拒绝。
       解放后,何世桢一直居住上海。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到沪,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曾经征求何世桢愿否出来工作的意见。何世桢婉拒了邀请。
       1968年8月,受潘汉**牵连,何世桢被张春桥点名隔离审查,被关四年。1972年10月因病重被释放回家,四天后去世。1979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 《关于何世桢问题的复查决定》,认定“他历史上与我党组织有过关系,曾做过有益人民的事,是有贡献的”,予以彻底平反。
       何祚宏表示,目前,网上虽有何世桢诸多正面介绍,但仍有人在引用当年公布的汉奸名单,误认为他是汉奸。从去年夏天起,他和归顺康一起执笔,查阅多部(篇)著作、文章,对何世桢的“汉奸”始末多方考证、澄清。
    “披露此文,希冀一些网站加以备注澄清、引用者明白原委,而不是不负责任地误导民众,这既有违真相,也有负对国家、对人民有过贡献的爱国者英灵。”何祚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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