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银行将迎来百年华诞，中国金融界的“参天大树”如今“春华秋实”，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继续履行它的天职。

此时，回顾百年前的播种者中，有一位何世模，却是当年扬州寄啸山庄建园园主何芷舠的孙儿，这位由扬州何园走出来的金融界人物，他与中国银行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关联。

1883年何芷舠由湖北辞官归隐扬州那一年，正是何世模出生的年份。1901年，归隐十八年后的何芷舠，在“西学东渐”的理念下，率家族三代人东进上海滩，在金融界、实业界均作了投资。被何芷舠着力培养的第三代中年龄最大的孙儿何世模，由日本留学归国后，奉祖父命携资进入大清户部银行（后改称大清银行）。当时的大清银行由清政府注资500万两白银作官股，另由民间商界集资500万两作商股，共同支撑银行资金的周转运行。何世模在商股中是佼佼的大股东之一。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军政府接收大清银行，有些地方的军政府不知道银行中有民间商股，发生抽取现款、甚至拘留银行职员等情况，这在当时商股的全体股东中引起极大的恐慌情绪，民间商股的命运如何，成为一大悬案。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商股股东在上海迅速成立了联合会，决定推举代表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保全商股生存与发展的申请。此时，既有商股资本又有日本留学资历，并在日本与孙中山先生有过一面之缘的青年俊才何世模被推选为代表之一（在商股联合会曾短暂担任过商股联合会会长），由于当时政局急剧动荡、政权更迭、经济方面也情势紧急，何世模等代表迅速集中了股东们商讨的对策，并在何世模表舅孙多森（大学士孙家鼐后代、曾任职清内阁、其后曾担任中国银行第一任总裁）的协助下，谋划了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申请的几个要点：

一是陈述清楚大清银行官股理应没收，但作为民间资本的商股，在维新共和的体制下应保商恤民允许正常存在；

二是建议充分运用大清银行的运行机制和人财物力，将原大清银行改组，更名为“中国银行”，作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原商股继续作为中国银行的商股；

三是为表示对辛亥革命和国民政府的支持，商股联合会将进一步筹集民间资金500万两白银投入新的股份，以保障中国银行增强资金运转能力；

四是由商股联合会集资购买国民政府的公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就在1月初，何世模等代表背负着全体商股股东的重托，，进京向国民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递交了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呈大总统文。其时，新建立的国民政府正为极度缺乏资金而犯愁，陆军衙门每天面临几十批催款事项，而商股联合会送上门来的申请里，有民间资本继续集资入股的愿望，当然正中下怀，而且大清银行的运行机制、人才等也正可利用，因此孙中山很快亲自批复：“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予继续。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500万两，认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部筹款，以雄财力，并请派正付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凡新旧营业账款，请分电各省都督力加保护，并将该行原有房屋、器具、簿据等项先行发还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何世模等返回上海后，1月24日财政部批复文件正式下达，商股股东们雀跃不已。紧接着，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开业，中国银行宣告诞生。稍后，财政部发行军需公债，何世模等动员商股联合会的股东们踊跃认购。

谁料，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不久，让位袁世凯，幸好袁世凯也看好商股联合会的资本，承续了孙中山先生定下的方针，1912年8月1日中国银行总行于北京成立。在袁世凯当政时北京的财政部，意图减低军需公债的年息，曾以高官职位为诱饵，冀图拉拢何世模，被何世模严词拒绝，往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周旋，尽力维持债权人利益，但接下来数年，在北洋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原先答应六年归还的“军需公债”，北洋政府竟然拖延到十多年后才偿还，这期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使商股股东们蒙受了巨大损失。

中国银行诞生初期的风雨历程，只是中国银行百年辉煌中短暂的序幕，然而，何世模等为大清银行改组更名为“中国银行”所做的努力，却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