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园之所以独特，不仅因为它独树一帜的建筑艺术，更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家族文化。走进何园，便走进了园主营造的隐逸空间，感触其审美情趣、人文情怀。而园中的史料陈列，则带领我们沿着园主的履痕踪影，走进中国近代史，走进一个风起云涌、动荡变革的年代。

2022年6月，何园史料馆完成改造升级以全新的面貌为全市各级党、团组织及社会各界提供一个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重要场所。

何园史料馆全新亮相

何园史料馆成立至今已有20年。改造出新后的新史料馆位于何园玉绣楼二楼，分为东西两个展厅，总展陈面积约100平方米。展陈内容分“前言”、“何家人”、“民国时期老照片”、“持志大学”、“黄宾虹与何家六十年的书画缘”“后记”等主题，另增设了“红色文化”版面，为王承书及持志大学杰出校友。

新史料馆改造升级突出“宣传、教育、培训、研究”综合功能作用，通过历史图片、文字史料、收藏品陈列等，从展陈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的丰富和完善。全面系统呈现了何氏家族百年光辉历史。

新史料馆陈列内容

何园后人王承书的红色故事

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项目为数不多的女性科学家王承书的传奇一生。

何园新史料馆特别增设了“红色文化”版面，其中，着重介绍了何园后人王承书。王承书的母亲何世璜是何园主人何维键的孙女，何声灏的女儿。王承书是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她是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何声灏是何维键的长子，光绪十一年（1885年）江南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官户部山东司主事，记名军机章京。

1912年，王承书出生在上海，大学时品学兼优，1930年，王承书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作为全班唯一的女性她的成绩超过了所有人。1941年，王承书获得美国巴尔博奖学金，丈夫张文裕辞去国内工作陪她前往美国学习，留美期间，王承书凭借极强的数学天分，提出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轰动世界，这一观点至今仍在沿用，导师评价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虽然在外求学，但她一直心系中国。 1956年，王承书和她的先生张文裕回国。回国后，她一次次从零开始，为国家隐姓埋名30多年，用三次“我愿意”肩负起祖国的重托。

推出持志大学杰出校友介绍

新史料馆还在原持志大学内容的基础上，推出了杰出校友的介绍。持志大学是民国时期大学，为何氏后人创建。何芷舠去世十多年后的1924年，他的后人遵照他的遗愿，在上海办起了持志大学。

持志大学自创办后，集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才。持志大学的教师中有陈去病、胡朴安、苏锡文、许家栻、曹聚仁、杨兆龙、倪征奥等，学生中英才有顾廷龙、王良、吴晓邦、冯铿、傅雷、吴组缃、李其雄、胡道静、徐迟、金庸等，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何园管理处推出红色版面一方面让市民、游客更好地了解何园和何园后人的故事，也激励大家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更好地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

王承书：为了祖国一生说过三次“我愿意”

1958年，我国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当时这一技术在国内一片空白，也是王承书从未接触的陌生领域，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承书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随着国家原子弹的研制进入攻坚期，核心燃料高浓铀研究却进展缓慢。1961年3月，钱三强又一次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负责高浓铀研制，这一次王承书再次说出“我愿意！”

王承书后来曾对人说，年近半百，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我改行了比别人损失要小，既然都是从头做起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也能做。”第二次选择仍是短短三个字“我愿意”。然而，这次的选择意味着她要从此隐姓埋名。王承书告别丈夫和孩子悄悄来到中国第一座浓缩铀工厂。

1963年底，高浓铀投入生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指日可待。1964年1月14日，工厂成功取得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爆炸提供最根本的燃料保证。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高浓铀研制技术的国家。王承书带领团队交付产品的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13天。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等到了那一声东方巨响。而此时的王承书面对的却是继续地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这是钱三强向她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她坚定地说出了第三个“我愿意”。在她笔记的扉页里有一张已经发黄的字条上面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由于长期操劳，晚年的王承书患上眼疾，但她却以浪费为由，拒绝昂贵进口药的治疗。因为保密的原因，王承书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王承书收到病危通知时，她留下遗嘱，将自己一生积蓄的十万元一分不剩全部捐给“希望工程”，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书，并且把遗体捐给医院研究，书籍和笔记留给科研工作。

去世前，她在寄给学生的信里写道：“我一生平淡无奇，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至于贡献，谁又没有贡献？而且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将我的身心献给党，为共产主义，为解放全人类的光荣伟大事业，奋斗到底。”